不同时期，他总能抓住最主流的技术并为其所用。
身为“60”后，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邹和建教授的学习能力一点不输年轻人。
上世纪九十年代，他就搭建起个人网站，相继开发出国产信息管理软件和医学临床数据库；互联网普及后，他是最早一批把医学信息发布到网上的人，亲自运营了医院的多个公众号；最近，他又采购设备学习网络直播，还当了微电影编剧，钻研起影片剪辑技术。
作为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党委书记，风湿免疫科教授，主任医师，风湿、免疫、过敏性疾病研究中心主任，国际硬皮病临床与研究协作网副主席，他学习新技术的目的只有一个――促进医院和科室发展。
“我有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则，别人会做、能做的事情让别人去做，我坚决不做。别人不懂，但我能学、我能做，且学会后对学科发展有帮助的事，一定要做。”
在邹和建教授的带领下，华山医院风湿免疫科形成以痛风、系统性硬化症（硬皮病）等疾病为特色的诊疗科室，综合实力位居复旦大学版医院专科排名前三，在国内外享有较高的学术地位。
邹和建教授毕业于上海医科大学（现复旦大学上海医学院），最早涉足临床是在1987年读研期间。
当时正遭遇甲肝流行，他和同学被派往门诊，参与诊治甲肝患者，虽然防护条件差，处境危险，但这段经历让他第一次体会到医生所带来的职业成就感。
1992年毕业，邹和建教授是中国第2位临床职业病医学博士，分配到华山医院内科工作。临床职业病学是采用临床医学方法研究职业病病因、临床表现、诊疗与预防的学科。
邹和建教授介绍，1996年前，由于上海许多工厂外迁，患职业病的人群随之迁移，加上职业危害因素得到有效控制，医院的临床职业病学科发展受限。作为职业病科主任，谋划新的发展出路成为摆在他面前的最大难题。
免疫性疾病走进了他的视野。“当时风湿病主要叫自身免疫性疾病，我们发现患病人数越来越多，开始思考能不能在这个领域做一些疾病研究和临床工作。”
在其他专家教授的帮助下，邹和建教授开始将整个团队的目光转向发病率呈现明显上升趋势的风湿病，华山医院风湿病学科于1996年就此诞生。
上世纪末，与肿瘤，心血管疾病等致死率高的疾病相比，风湿病领域长期面临疾病谱窄、患病人数少、学科发展缓慢等问题，算不上热门科室，邹和建教授摆出一组数据加以作证――设立风湿专科的公立医院不到10%。
这与疾病特性和诊断技术有关。风湿免疫性疾病泛指影响骨、关节及其周围软组织的疾病，常涉及神经、呼吸、消化等多个系统损害，如果没有多学科背景和先进的诊断技术，诊疗存在很大不确定性。
“比如IGG4相关性疾病，过去被当成消化科或者是外科的疾病范畴，后来随着学科和技术进步，我们才搞清楚它的发病原理和机制，是由免疫介导的纤维炎症性疾病。像这样的病以前还有很多。”
据悉，风湿免疫性疾病有200多种，既包含类风湿关节炎这样的常见病，也存在很多疑难杂症。风湿科成立后，如何选择疾病研究方向，从而形成自身发展特色是邹和建教授思考的第二个难题。
“当时北京、上海一些老牌医院的风湿科已经发展了几十年，他们各具特色，比如上海仁济医院在系统性红斑狼疮上的诊疗上非常有经验，上海光华医院则善于用中西医结合的方式治疗类风湿关节炎。”
讲到这儿，邹和建教授反复强调了一个管理学名词――差异化。“从管理学上看，经济发展有差异化战略，那么对于医学领域来说，想要快速在某个专科疾病中建立优势，就必须走差异化之路，因为越是薄弱的领域，未来一定会充满增长点。”
科室成立后，邹和建教授把目光果断瞄准了两个方向。他预判，随着人们生活水平提高，高尿酸血症与痛风的发病率一定会随之增加，另一个诊疗重心是罕见病――系统性硬化症。
“这两种病完全是疾病谱两端，一个是多发病，另外一个是罕见病。经济学上有句话叫‘不要把鸡蛋放在同一个篮子里’，我们不仅能看常见病，也能积累疑难杂症的诊疗经验，对于科室发展来说，有利于实现对冲效应，获得效益的最大化。”
二十多年前，上海一项针对高尿酸血症及痛风的流行病学调查，结果显示，高尿酸血症患病率为8%-9%，痛风只有百分之零点几。
2010年前后参与流行病学调查时，这一数字翻了好几倍。“我们在上海某社区做了12,000人的流行病学调查，平均患病率为1.58%。在江苏泰州52万人群进行了队列研究，男性高尿酸血症和痛风发病率可以达到13%。”
他表示，随着饮食结构的改变，尤其是高嘌呤、高热量食物摄入过多，使得我国高尿酸血症的患病率不断增长，目前整体患病率大约在13.3%，患病人数超1.8亿，成为继高血压、高血脂、高血糖之后的“第四高”慢性病，并呈现出年轻化趋势。
尿酸高不仅可能引发痛风，还可能对肾脏、血管等多方面造成损伤。邹和建教授提出，大众对痛风的认识亟需重建，他提议把每年4月20号定为宣传痛风科普知识的特定日子。
今年是第6个“420全民关注痛风日”，每到这个时间段，邹和建教授都会通过手机APP、公众号、直播等各种平台，向公众传递出前沿、接地气的医学知识。
在他看来，一些传统观点，甚至教科书中的基本知识，由于缺乏足够的循证医学证据而难以得到及时更新，科普之路任重道远。比如传统观念认为，痛风发病的原因90%是由于肾脏排泄功能减退导致的，但邹和建教授并不认同。
“我国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患者近20年来成倍增加，难道都是因为肾功能排泄不好？过去可能由于饮食、环境在当时无法造成过度的负荷，一旦出现高尿酸血症和痛风，往往就诊断为肾功能有问题，但如今情况已经发生变化，完全是由饮食主导的健康问题。”
为了证实这一观点，邹和建教授的研究团队进行了反复的临床研究，观察了高尿酸血症和痛风患者24小时的尿酸排泄。结果显示，患者尿液中尿酸中位数为639.83MG，均值为674.54MG，“证实了患者肾功能不但没有减退，反而尿酸分泌更多。”
这意味着，并不是患者肾脏排泄出了问题，而是尿酸生成过多后激活了肾脏的代偿机制，并且远超肾脏的正常排泌能力。除观念滞后外，邹和建认为，目前我国近一半的高尿酸血症患者还面临诊疗不规范的问题。
“从诊断来说，我们每年都会碰到很多医生把急性痛风性关节炎诊断为外科的软组织感染，给患者用抗生素治疗；从诊断理念看，很多医生一看患者痛风发作，就把把降尿酸作为重点，忽略了抑制关节炎症的重要性；从药物选择上看，对于不同疾病进展和年龄段的患者，选择降尿酸还是抑制尿酸生成的药非常有艺术性。”
作为主要牵头人，邹和建教授制定完成了中国首部《中国高尿酸血症相关疾病诊疗多学科专家共识》和《痛风及高尿酸血症基层诊疗治疗》等领域相关的指南和共识，对什么时候开始降尿酸治疗，无症状高尿酸血症患者怎么治，以及合并出现痛风、慢性肾病等并发症的治疗都有清晰的临床推荐。
“相信经过3-5年的时间，规范的治疗率应该能够达到90%以上，中国的高尿酸血症的诊疗和预防应该能达到和其他慢病一样的水平。”邹和建教授表示。
“目前痛风和高尿酸血症的基础和临床研究仍有不足。”
正是看到了这一点，作为学科带头人，邹和建带领着他的研究团队，以转化医学的眼光，针对临床顽症痛风、系统性硬化症等学科领域展开了深入的前沿研究。
邹和建教授坦言，临床医生做科研，很多人都会认为工作繁忙，很少有时间可以投入进去，但其实这是对科研的一种偏见，临床医生完全可以带着问题去工作，然后进行总结。
“医生是知识分子，要主动创造自己，可以把乏味、痛苦的科研工作当作是一种充满乐趣的事业来做。比如找到临床研究课题后，在完成临床业务时，积极搜集资料、发表见解，最终更好地为患者服务，能够获得很强的职业满足感。”
2009年，复旦大学和美国得克萨斯大学发起的“硬皮病临床研究国际协作网”宣布成立，邹和建教授担任协作网副主席，针对风湿病中的顽症之一硬皮病，开展从基础到临床、从发病机制到治疗手段的全方位合作研究。
13年的合作时间里，邹和建教授的最大感受是“学科地位、学术水平和眼界得以提升”，也更加注重用研究的眼光看问题。
研究一直是邹和建教授的强项，除了本职范围内的医学科研外，他还是一名计算机和网络技术爱好者。
1992年，他在导师的协助下拥有了人生中第一台电脑，开始钻研起WINDOWS系统和编程，当时做职业健康体检需要人工筛查录入大量心、肝、肺、血压、血糖、血常规等数据，他便自己摸索开发出了统计软件，大大提升了工作效率。
1999年2月至9月，邹和建教授在上海医科大学国际交流处任处长助理，为方便对外开展交流与合作，他又编制出应用软件“国际交流处信息管理系统”。
在不同时期，邹和建教授总能抓住最主流的东西并为其所用。他是为数不多的上世纪九十年代就搭建起个人网站的医学专家，互联网兴起后，他又想到利用新媒体手段进行大众科普宣传，通过手机APP、公众号、直播等各种平台与基层医生和患者沟通。
今年2月，由他亲自担任编剧和出品人的微电影《悔》正式上映，影片用最通俗易懂的语言讲述痛风治疗的规律及误区。邹和建教授透露，剧本创作前后只用了不到4个小时，每一处细节都来自临床，两个星期实现了从创作到出片的全过程。
现阶段，他正在学习视频剪辑和达芬奇调色系统，在他看来，学习新技术不止是兴趣这么简单，而是在未来的某一天，随时可以与医学专业紧密结合在一起，“学的东西多了以后，能够丰富自己的知识结构，最后促进学科发展。”
每周四上午是邹和建教授的专家门诊时间，其余日子里，他要统筹负责党建、疾病研究中心、分子与转化医学研究所、博士生人才培养、医学杂志编译等各项工作，“你吃得消吗？”是他经常被提及的问题。
“把有限的时间放在学习和工作这些我所热爱的事业上，永远不会觉得重复和枯燥，面对新技术新热点，我学会后再教给团队，整个学科团队也能一起进步，共同发展，我很享受这个过程。”他通常这样回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