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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 一家三代妇产科医生:是母女也是师生,是传承也是家风

    “做好人,做好医生,这是我们的家训。”北京清华长庚医院妇儿部部长、妇产科主任、廖秦平近日在接受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专访时如此说到。

    今天(8月19日),是第五个“中国医师节”。廖秦平向记者讲述了自己家三代从医的故事。她们既是母女,又是师生,她们是跨越世纪、三代接力的妇产科医生。

    三代人中,姥姥秦济生是建国初期的支边医生,她举家扎根内蒙古30年,在缺医少药的年代,顶着狂风去给农牧民老乡接生。妈妈廖秦平是改革开放后的第一代大学生,她深耕妇科肿瘤、妇科感染等领域,为恶性肿瘤患者带来新生。“80后”的孙女吕涛已行走在“健康中国”的时代命题下,她专研妇科肿瘤预防、早筛及盆底功能障碍,以期女性健康质量得到提升。

    “金眼科,银外科,累死累活妇产科。”这句行业里流传的顺口溜,并没有动摇三代的理想信念与人生追求。在70余年的历史跨度中,祖孙三人先后毕业于北京大学医学部(原北京医学院),至今,已有两人荣获了妇产科界最高荣誉——“林巧稚杯”奖。

    在大草原,妈妈坐着勒勒车去给牧民接生

    我妈妈告诉我们,“做好人,做好医生”,这是我们家的家训,一直在往下传。

    我两岁的时候,我妈妈就带着我和哥哥去了内蒙古。我爸爸当时在北京大学工作,正好赶上内蒙古大学筹建,要调集全国各学科骨干去支援,我爸爸作为生物系的骨干就被派去了内蒙古,他们这些人的家属也随着调到了内蒙古。

    我妈妈秦济生是北京医学院毕业的,是积水潭医院建院的老人,当时本来已经下了两次调令,但她是建院骨干,医院不愿意放人。不过我妈妈的想法很淳朴,觉得“祖国需要,我们就去”,就带着我和哥哥去了内蒙古。

    过去后,我妈妈落在内蒙古市立医院。一九五几年的内蒙古,是个很苦寒的地方,满地都是风沙,牧区缺医少药,所以生孩子经常死人,母婴死亡率都很高。那时医院经常派医生下乡医疗,要去牧区住很长时间。

    我妈妈刚去没多久就派她下乡,单位问,你有什么困难吗?我妈妈就提了一条,“我没有衣服”。那里实在太冷了。后来科室里就借给她一件羊皮袄,毛朝外翻的那种,她就裹着这件皮袄开始下乡。

    有一次,她下乡走了半年多,回来一推门,我就问,“阿姨,你找谁?”那时候我还很小,已经不认得她了。

    我小时候就特别盼望我妈妈值夜班,这样她值完夜班后,我白天就能多见到她一会儿。我根本不知道医生上夜班有多辛苦,还经常冒傻话,“妈妈,你要是天天值夜班就好啦!”我就是想让她多陪我一会儿。

    那时候老乡的生活特别苦,女同志来月经都是拿羊毛、驼毛垫一垫。那生孩子怎么办呢?就把沙子炒一炒,算是消毒,就铺在炕上。有一次我妈刚接生完,小孩儿就滚了一身沙子,她就说“这孩子就叫沙沙吧”,后来就真起名叫莎莎。

    有时半夜也会有人敲门,“秦医生,家里快生了”。我妈就赶紧爬起来上老乡的勒勒车,赶去接生。

    那时候“接生”就像“救命”,所以大家特别感激我妈妈。那时候老乡都很穷,牧民想表达感谢,就把家里的奶豆腐、炒米拿来送你,我妈妈从来不要,他们在医院送不到,就悄悄跟着你回家,一定要送给你。我都看见几回,我妈妈跟他们推啊、让啊,跟“打架”似的,一直到把病人送走。

    我妈还跟我说,“哎呀,这‘打架’比上手术还累。”

    她们那代人的思想很纯洁,就是“为人民服务”,我为病人服务是应该,我就不能接受这些东西。那一代人,真的是完全奉献的一代人。

    人生最重要的选择,是留学后回国

    我们一家三代人都成长在不同的时期,一代人有一代人的历史责任感。

    我妈妈是建国后培养的第一批大学生,那时候国家的底子很差,百废待兴,所以他们这代人做的是给国家医疗卫生系统打基础的工作,什么事都很困难。那时候妇产科最需要的,就是保证女性生孩子不死人、保证婴儿在分娩过程中不受伤。

    到了我们这代人,我是改革开放后第一批大学生,当时国家经济社会进入快速发展阶段,我们跟国外的医疗水平越拉越近。这时的妇产科,早期的难产、大出血、风湿性心脏病、肝炎这些都会相对减少,但是高血压、肥胖这些慢性病、“城市病”开始增多,肿瘤发病率也开始提升,所以我就开始研究妇科肿瘤。

    到了我女儿吕涛,她除了研究妇科肿瘤,还研究盆底功能障碍,比如脱垂等疾病,这些疾病的治疗,可以改善女性的生活质量,这也反映出人们生活水平的提升。其实我们一家三代都是从国家、社会的需求出发做出了选择。

    在我的人生中,也曾经历过一次重大选择。

    1994年1月到1996年7月间,我曾在美国德州大学加尔维斯敦(GALVESTON)的一个医学中心做博士后。当时面临的人生选择就是,回不回国?

    其实美国的生活特别安逸,我也过得惯,每天按时上下班,到家就能放松。当时我的签证是可以留下来的,我的同学们也劝我留在美国,因为那时国内和美国的待遇差别实在太大了。当时我们大学班级里,有2/3的同学都留在了国外。

    我也曾做了很多思想斗争。我在那里是做基础研究的,但我确实喜欢临床,实验室的同事们都知道我喜欢动刀子、做手术,做实验时要给动物做手术,他们都记得喊我上。

    最后,我还是跟当时的“老板”说,“我要走了,我还是喜欢当医生”。

    后来,我当时的“老板”还来过中国两次,他感叹“中国的发展真快”,“中国这么大啊”。现在回想起来,我对当时的选择一点都不遗憾,就跟我妈妈当年的感觉一样:学了这么多年医,怎么说也要服务我们的国家。

    到了我女儿,也有支边的经历。

    2016年,北京清华长庚医院接到援藏任务,我女儿吕涛就报名去了,这是她成长过程中一个非常重要的里程碑,她现在还很怀念那段西藏的经历。

    那时候她几乎隔几天就会来个电话,跟我探讨手术问题。我印象很深的是有一次,她来电话说,一位病人有个很大的子宫肌瘤,前一波医生手术没做下来,现在病人来了想手术,问我怎么办。

    我跟她讲,这样的手术适应症现在不太合适做,因为这个病人产后时间很短,最好是产后恢复时间长一点,到半年左右,肌瘤也小一点,我们再做比较保险。可她跟我说,妈妈你不知道,这个地方的牧民可可怜了,他们来看病可能是这一辈子唯一的一次机会,他们是从山南带着全家老小一块来的。

    那一次,我就觉得她成熟了,不仅是“看病”,还能主动为病人着想。

    当时我们对点支援的是拉萨市人民医院,吕涛挂职当地医院的妇科副主任。她刚去的时候,还只是个主治医师,一个“小家伙儿”,没人太把她当回事。结果她到了以后,带队开展了医院的第一台腹腔镜手术、第一台宫腔镜手术、第一台盆底手术……大家的称呼,慢慢就从吕大夫变成了吕主任。

    有时候我也在想,现在这一代孩子们,对中国的农村基层已经不太了解了,他们都是蜜罐里泡大的,中国的农民、牧民都是怎么生活的?他们其实不太懂。所以吕涛下乡回来后,确实跟以前不一样了,以前什么都不操心,现在她成了那个拿主意的人。

    其实当初我是没想让女儿学妇产科的。从母亲的角度考虑,这个专业很累,一辈子忙忙碌碌,还不一定能像别的科室,干出特别耀眼的成绩来。

    吕涛是2001年入学北京大学医学部的,她是北医第一届8年制的硕博连读医学生,到第6年开始选导师。我当时已经悄悄给她找了一个我认为比较“轻省”的科室,也跟主任说好,“我就把女儿放你这了”。

    但是吕涛说她不想去,她还是想去妇产科。她说“我喜欢妇产科这个氛围,我喜欢钻研业务。”

    她这话说到我心坎里了。我妈妈当年就跟我说,“要做个好医生,要精益求精,在业务上孜孜不倦地追求。”我觉得我做到了,现在我女儿也想去钻研她的业务了。

    现在年轻人的生活条件、工作条件比我们那时候好太多了,有各种项目、基金可以申请,上网就能搜索到最新的医学资料,我们那时候借一本专业书,都要跑去很远的图书馆。

    医学是一辈子学习的行业,希望年轻人们有韧劲,努力再努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