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感染了新冠的尿毒症病人50多岁，喘得上气不接下气，看上去快不行了。因为呼吸困难，他戴不了口罩。
顾不上会不会感染，金惠敏和同事一心只想把他救活。他们给他紧急透析了三个半小时。第二天又加透了一次，病人还是没缓解，做了肺部CT，一看，全是白的。
第三天，病人走了。六天后，同事变阳了。
金惠敏是复旦大学附属浦东医院肾内科主任，从医34年，今年59岁。从3月初开始，他和科室12名医生、36名护士，经历了最紧张、疲惫的两个月——从医院出现密接并闭环管理，到接收封控和管控区病人，后来成为新冠救治定点医院，如今，他们又重新接收阴性病人。
5月4日，医院的血透中心开放，许多老病人回来了，金惠敏感叹，“这些病人再回医院，不容易……”。
核酸报告的时限、出行的困难、医疗资源的紧张，让很多无法及时透析的病人病情加重，出现高钾、心衰等症状，金惠敏需要随时留意病人的病情发展，生怕晚一两分钟，一个生命就在眼前逝去。
病人多的时候，金惠敏和同事把透析加开到第四班，超负荷运转，常常一天睡两三个小时。身边，有的医生阳性去了方舱，有的护士过劳差点晕倒，有过三次，他自己脱防护服时，眼前一黑，赶紧扶住墙，“不知道是怎么扛过来的。”
两个多月过去了，他和同事没有换班，还在撑着。
他想，疫情过后，要带大家去痛快地吃一顿，给大家敬酒，感谢他们的付出，让这些血透病人有了活下去的希望。
金惠敏（穿白大褂的医生中左三）和同事们。
这几个月，我们可能是整个医院最忙的科室。
我们血透中心平时有380多个病人，是浦东新区最多的。
3月初，医院出现了密接，闭环一周，门急诊都关了。我们科有12个医生，血透中心有36个护士。闭环后，医护人员全部召回，晚上就在办公室、腹透室、血浆治疗室临时摆行军床，（还有）很多人在轮椅上睡，有的睡车里。
闭环那几天，我们的血透病人分批转到浦东新区其他医院。随后你也知道，很多医院都闭环了，病人透析就很难了。
闭环结束后，大家继续睡在医院，怕回去了，就出不来了。
3月中旬，我们医院开始接收封控、管控区病人，不光浦东的，浦西的很多都来了。
每天早上，医院门口黑压压的一片，病人像潮水般涌进来，排队等着做透析，有的早上5点多就来了。
当时，市里要求病人要有24小时内核酸阴性证明。我跟院长商量，说24小时核酸很多病人做不到，如果因为这个（病人）最后死亡了很可惜。所以我们要求只要有48小时内的就可以了。
即便如此，很多病人也做不到。那时候报告出得慢，在小区做的核酸，往往48小时都出不来报告，病人没有核酸，小区就没办法送他。
另一个问题是出不来。病人不能自己开车，必须“120”或者居委会派车送，“120”很难叫到，居委会有的没车。一耽误，几天甚至一周做不上透析的，经常有。
有的几个小区的病人，共用一个社区派的车。
我只能安慰他们，我说你就赖在居委会，让他给你找车，送到医院后没核酸的话，先到我们医院的核酸点查核酸，等6个小时后出报告了就去排队，不管第几班，能透上就行了。
病人来透析要提前预约，由居委会上报到区里，区里把名单给医院。很多不在名单里的跑过来了，我们也透。
有的病人晚上九十点钟才来，再测一下核酸，到凌晨两三点了。我只能安抚他们，我们医护人员已经极度疲惫了，明天又有3到4班，一班要做七八十个病人，不能为了一个人而影响了七八十个病人的治疗，明天早上第一班，我们一定给你安排上。
2/3的病人还是配合的，能体谅我们的辛苦。
也有一些病人不理解，硬要（马上）做，在血透室砸东西，辱骂医护人员。医院警务站的人也拿他没办法，最后我们就给他做了两个小时。
还有病人嫌条件差，我说你能透上已经很好了，好多病人一周都透不上。那人就不吭声了。
比起感染（新冠），他们更担心下次啥时候透。好几个病人都说，感染新冠了，暂时还死不了；透不上会死。
尿毒症患者一般隔天透析一次，长时间没透，会引发两个并发症：一是高钾、电解质失调，严重的高钾会引起心脏骤停；另一个是心衰，表现为不能平卧，呼吸困难，水清不出去堆到肺里面，会引起肺水肿，如果抢救不及时，这个病人很快就不行了。
那段时间，医院急诊开着，尿毒症、肾衰的病人会找我们会诊。来的很多一周甚至10天没透上，病情非常重。高钾的、心衰的，一大堆。有一次，一晚上请了五六次急会诊。
医院在急诊室旁设了个小木屋，专门收没有核酸的急诊病人。病人来了之后做一个快核酸，两小时出结果；一个慢核酸，6小时出。情况危急的，护士把床边机提过去帮他做透析。
封控区来的病人，变阳的几率很大。血透患者中，隔三差五就有阳的。我们科的医护大部分第一次接触阳性病人，刚开始都有些怕。
那个时候医护人员有限，再按照密接、次密接来隔离，我们这一批就都要隔离了，那这些病人谁来治疗？
血透一天三班，一天起码做240多个。病人多的时候，会加开第四班，从晚上11点半到凌晨3点半。
第四班大部分都是我上的，来的都是情况危急的病人，几乎都会发生突发状况。
就怕那些突然昏迷的。因为临时加做核酸，很多病人第三班或者第四班才透上，一天没吃东西，会低血糖。我跟护士长说，一定要把葡萄糖备好；不准备好，病人来了没有糖推，那要死人的。
我上班那几个小时，基本没停下来过，要定期观察每个人的状况，发现不对了，赶快处理。
有个病人我印象很深，他透析的时候全身抽搐，一测，血糖才一点几，赶快给他推葡萄糖，推了三次后人清醒了。
还有一个（病人）透析的时候，跟旁边的人聊得可起劲了，聊着聊着没声音了，我觉得奇怪，过去一看，血压都掉下来了。马上停止超滤，输生理盐水，他血压慢慢起来了。
这种要是晚发现一两分钟，人可能就没了。我们最怕的就是病情发展比较快的。
3月底，有个50多岁的女病人，好几天没透析。中午她跟老公说话还好好的，下午躺透析床上后，护士准备给她扎针，发现她不理人，一看，心跳都没了。赶紧把她转到ICU，抢救了一个小时，也没救回来。
我们分析下来，她可能是高钾引起的心脏骤停。
正常透析，每年的死亡率也很高。在我们中心透析的病人，每年有十几个去世，各种并发症，脑出血、心肌梗塞或者其他原因。
疫情状态下，走的可能要成倍了。
虽然我们已经尽力了，但还是有挽救不回的病人。病人突然走了，对年轻医生冲击非常大。我会跟他们分析。干医生这个行当一定要仔细，相同的错误不能发生第二次。
那段时间，我白天上班，晚上各种电话，总值班的，急诊科找我们会诊的，病人要急透、插管的，一直折腾到凌晨四五点。一天能睡两三个小时很了不起了。
3月底那几天，我感觉快要坚持不下去了，特别乏力、头晕，迷茫，不知道什么时候是个头。我心想，要是再持续一个月，可能我自己都倒下了。
4月6号，由于很多医院转为新冠定点医院，病人没地方透析，浦东新区在曹路建了临时的血透中心，专门接收封控、管控区病人。
我们科有3个医生、20多个护士过去支援，留9个医生、13个护士在本院。
6号晚上，“120”一下送来了30多个阳性病人。有十几个一周没透析了，紧急给他们透上。好几个病人透析时出现了低血糖、低血压。
当时医院勤工听说要来阳性病人，都很害怕，罢工了。透完后，没人送这些病人回病房。
我就说：“只有我们自己自救，病人是我们接下来的，把他们就这么放血透室，我们能安心下班吗？走，大家一块送！”
看我带头送，大家推轮椅的推轮椅，搀病人的搀病人，齐心协力，一直忙到凌晨四点，把他们都送回病房了。
那一周，都是我们医护转运病人。一周后（才）找到新勤工。
转为定点医院后，我每天像打仗一样。3月底我们住进医院附近的酒店，早上7点半我到医院，跟上午班的医生一起核对当天血透病人的名单，开医嘱，把病重的病人挑出来，查房的时候重点查。还要跟家属沟通病情，商量治疗方案，对核酸阴性病人进行复查。
病人多的时候有100多个。1/3的病人比较严重，年龄大、体弱、下不了床、眼睛失明，合并多种基础疾病，容易发生各种细菌和病毒感染，特别是肺部感染导致呼吸衰竭。除透析外，还要给他治疗肺部感染，增强免疫力。
2/3的阳性病人常规做血透就行，该吃什么药就吃什么药，不需要太多关注，不过也要警惕病情变化。
有个病人五十几岁，来的时候肺部CT是好的，治疗四五天后，出现了发热，复查CT，发现他肺部病变严重了，心功能也比较差，赶紧把他转到ICU。没两天，病人突然没了。
4月16日，中山医院肾内科主任组织了一个上海阳性血透专家群，集合了一批上海肾内科和呼吸科专家。只要是定点医院尿毒症、血透的病人，病情棘手的，都可以提出来讨论，大家群策群力。
我提过七八个病人，请专家联合会诊，效果还挺好。
病人的核酸报告两次阴性，就可以出院。有的病人怕出院后没地方透析了，找各种理由，说家里封了进不去，或者回去后没地方住，不愿意走。
我们反复做工作，说你回去后居委会会安排的，回原来医院透析。他不相信。医院也没办法，也不能硬赶他出院。
也有的病人两次阴性，但肺部感染还严重，也不能放他出院。
我们的血透病人，好像一点都不怕新冠感染一样，每次跟他们聊天，感觉他们都挺开心的，包括几个肺部很厉害的，都比较平静。
也有的病人不太配合。4月14号凌晨，“120”送来了一个70多岁的病人，代谢性酸中毒。医生建议给他做床旁透析，他说不做，明天再说。第二天针都扎上了，他突然反悔，闹着要回病房。我们医生护士劝了半天，他死活不肯透，只能送回去。
送回去以后，医生又过去给他做工作，他还是不肯，说明天再说。结果当天晚上走掉了。
这个病人是个孤老，我猜想他可能没有太强的求生欲望。
我们联系上他姐姐，他姐姐一开始有异议，以为我们没给他做，导致人死了。我们把这个过程给她讲了一遍，她就没说什么了。
4月中旬：我的同事阳了，“不能非战斗性减员”
4月12号上午，护理部主任给我打电话说，我们科的付医生阳了。
从3月初开始，科里最忙的两个医生就是我和他。他经常穿梭在急诊各个病房，非常疲劳。
（4月）6号收阳性病人那天晚上，有个50来岁的病人喘得特别厉害，上气不接下气，是尿毒症急性左心衰，因为呼吸困难戴不了口罩。（当时）看上去快不行了，我们也顾不上会不会感染，一心只想把他救活。付医生把他送到血透室，护士上血透机后，我守在病人旁边，给他透了三个半小时。
第二天下午又给他加透了一次，还是没完全缓解，付医生就陪他去做肺部CT，一看，全是白的。我心想，完了，救不过来了。
第三天，病人就走了。其实他的心衰经过两次透析，已经好很多了，如果不是新冠引起的肺部感染，可能还死不了。
那两天，付医生跟他接触最多。我们猜测，付医生可能就是那时感染的。
确诊前一天下午，我还跟付医生一起，为一个内瘘闭塞的病人放置深静脉导管。下班前他已经有些症状了，嗓子痛，怕冷，（仍然）坚持把第二天要透析的病人名单、注意事项都安排好。下班后，马上去做了个核酸。
我跟他说他核酸是阳性的时候，他说，我知道了。很平静。可能已经预感到了。
当天他转到了合庆方舱医院。我建议他去扫个肺部CT。好在他的肺部还好，我也松了口气。
我跟其他医生说，我们几个干到哪一天也不知道，也许哪天突然接到电话说阳了，大家都做好心理准备。
医院变成定点医院的时候，有的医护很担心，说这不行，我家孩子还小呀。后来干着干着，好像就不那么怕了。
其他科室都有好多阳的，我们科室只有一个，是最少的，这点我比较自豪，可能我们的防护做得比较到位。
我反复跟大家说，我们不能发生非战斗性减员，我们人本来就少。哪一个阳了要去隔离，剩下的人，工作的强度会更大，其他医院就有医生猝死的。
医务人员倒下了，谁来救病人呢？我们活下去了，才能帮忙更多血透病人活下去。
从3月份到现在，我们科医护一直在超负荷工作，身体、心理的负荷都超重了。
穿大白后，长时间不吃不喝，不上厕所，感觉呼吸都很沉重。每天上班前都不敢喝水。
一穿大白，还没开始干活，全身都湿透了，出来时，身体的体温又把衣服捂干了。护士叫“好热好热”，我只能说，热也要忍着呀，没办法。
一穿大白，还没开始干活，全身都湿透了。
我有三次脱衣服的过程中，突然眼睛一黑，快晕了，赶快扶住墙，过几分钟才缓过来。
有的护士一天连上三个班，（连续）工作18个小时。有的说吃不消、受不了了。还有的哭着说，实在干不动了，能不能休一天？
我们有个护士工作时差点晕倒，同事发现不对劲，叫她赶快出去（病房）。她没力气，说“我趴一会儿，缓缓”。后来她在朋友圈说，“刚才那一瞬间感觉需要抢救的是我了。”
她是过度疲惫，后来胸口痛，休息了一段时间，现在回来上班了。
那段时间是我们最灰暗的时候，一整层病房加走廊都住满了病人。其他科室的医护已经换过，我们科全部都在第一批，没人和我们换，只能接着干。
当时，我们很多老病人在曹路的临时血透中心透析。那边只能用床边机，病人觉得透得不干净，透完后营养成分丢失得厉害，意见很大。浦东新区卫健委就决定让他们回以前的医院透。
26号那天，我们科所有医生出动，统计（现有）病人的基本情况，写转院小结。很多病人不愿意转，担心到另一家医院，透析不能保证。我们就反复做工作。
当天，70多个阳性病人全部转走了，病区消杀。按规定，我们本应该“7+7”（隔离7天+居家隔离7天），但是病人还等着我们，我们只能休一周。由于小区封了，不让进，我7天都在宾馆，使劲补觉。
5月4号，我们血透中心重新开放，以前的老病人很开心，说哎呀，终于回家了，透析又有保证了。在外漂泊，他们也身心疲惫。
我们心情也不一样了。之前整个病房都是阳性病人，好像呼吸都会感染。现在病人基本都有24小时核酸，感觉轻松多了。
个别病人核酸报告没出来，可以在医院等出来了再透，不愿意等的，可以到曹路做，那边单人单间。那时出行问题也解决了，可以开车去医院。
最近，每天来透析的病人有180多个。来了十几个从山西、浙江来支援的护士。付医生也回来了。他转到方舱后烧了两天，住了一周多，在家休了十几天后，回来上班了。
目前我们最棘手的问题是，病人透析过程中发生状况怎么办？比如呼吸骤停，需要气管插管，医院是定点医院，麻醉科医生在阳性病区出不来，急诊也关了，我们这边没有抢救设备也没有技术，转运到其他医院，又怕路上出问题。
前几天，有个病人透析时突然抽搐，还有一个血压下降，测了几次都测不出，医生惊出了一身冷汗，紧急抢救后虽然缓过来了，但担心之后有变，叫“120”都转到了川沙人民医院。
我就跟副院长建议，尽快开放急诊科。折腾了近两个月，看到这些病人还活着，不容易。
对我们来说，医疗安全是最大的压力，其次是医患关系。
前段时间，有个病人对我们医护人员破口大骂，他在我们这透析了两年多，平常动不动就骂人、威胁人，警察来了也没办法。医护见了他，都害怕。
还有的病人体重增太多，医生劝他控制饮食和水分，他也张口就骂，摔东西。我们医生当场眼泪就下来了。
我们有时候开玩笑说，我们医护应该有拒绝为某个病人治疗的权利，应该有个机制出来，约束病人文明看病。
（好在）也有的病人让我们很感动。有个老先生陪妻子过来透析，护士问医生，老太太要不要用促红素。老先生马上纠结：“她不是老太太，是小姑娘。”
大家一愣，问他妻子多大年龄。老先生说，“她还小，才66岁。”
5月中旬：两个多月没回家，“大家都还在撑着”
从1988年考上广州中山医科大学硕士到现在，我当肾内科医生34年了，这是最累的一次。平时累，早点睡也就睡过来了。但这一次的累，是你休几天都休不过来的。
我太太也是医生，在其他医院工作，这段时间也没回家。我们医院转成定点医院了，我没跟她说，她还是看公告才知道的。
这两个月，我跟家人很少联系，偶尔微信上说几句话，怕他们牵挂。
最欣慰的是，我们医护都挺过来了。大家无论心智、临床经历，还是抗压能力，都成长了很多。
我们杨医生那天生日，她说，她最大的心愿是过生日能吃一顿红烧肉。我听了很难受，这么简单的心愿，我们都做不到。我就说，等疫情结束之后，你愿意吃，我天天给你叫红烧肉。
医护两个多月没回家了。年轻的张医生说，希望早点回家跟儿子团聚，怕儿子时间长了，认不出自己了。她离开家的时候，孩子叫“爷爷”还喊不清楚，现在已经可以认数阿拉伯数字了。
她在随笔里写：“有一天正好我是24小时值班，最后大家离开后，病房里空荡荡的，只有施工队吵闹的声音，我一个人在值班室感到了恐惧。”
这两个月，我们医护都瘦了，我瘦了六七公斤，头发从半白变成了全白。
最近，大家都觉得有些吃力，有的感觉胸闷气喘，有的腰椎痛。我颈椎痛得晩上翻身困难，吃止痛药也没好，想到康复科做按摩理疗，也实现不了。
战斗还没有结束，大家都还在撑着。
这几天，我发现路上有一些行人了，车也多了，医院阳性病区在合并，病人少了，门诊准备随时开放。一切在朝好的方向走。
我最大的心愿是疫情结束，可以自由上班，不用穿大白了。我想找个安静的地方休息一周，跟家人团聚，聊聊天，做做饭；还想带着科室的小家伙们，去痛痛快快地吃一顿。
我会给大家敬酒，感谢大家的付出，（是你们）让病人得到了继续存活的希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