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月24日，哈尔科夫凌晨四点的枪炮声震醒了酣睡中的乌克兰人，也撕破了世界维持已久的和平面目。
两周后，尽管冲突双方各执一词，但联合国已确认至少有1,335 名平民伤亡（474 人死亡，861 人受伤）。
数字之下，是一个个鲜活的生命。死亡总数或许会被记录在案，但数字本身并不会告诉后人，在这场冲突中，在面对死亡的威胁时，他们经历了怎样的恐惧、无助和悲伤。
我们希望记录那些选择留下来的人们，一家生活中遍布着无数个看似日常的却透露着绝望的时刻。
在一位肿瘤医生的座右铭里，“医院是不可被进攻的，而且永远是安全的”，但在乌克兰，道路被切断、病人断药断氧、救护车被毁……
大部分人无家可归，医院里甚至没有多的病床可以容纳他们，他们穿着单衣、席地而睡，因为在这里，有机会活着本身就是一种幸运。
冲突中，炮弹击中一个又一个生命；医院里，医生和病人们达成一种隐形默契，尽可能在战火纷飞、炮身连绵的罅隙里，在藏身的防空洞与地下室里，竭力抢救一个又一个生命。
有超200万乌克兰人正在逃往邻国，火车上坐满了老弱妇孺，但也有少数人选择留守。离开，是为了自己和家人活命；留下，是为了救更多人的命。
并不是所有病人都能承受得起逃亡的艰辛，但当癌症、透析、新生儿患者离开其赖以维持生命的设备，当孕妇在感染风险极高的地下室分娩，当氧气站被炸，当炮弹落到救护车旁,当药品和医疗物资供给中断……并没有人能回答，逃亡和留下，哪一个生还的可能性更高。
自凌晨的枪声响起的那一刻，医生们便握紧了手中的柳叶刀。
这，也是他们的战场。
“救护车被炸，病人无法到我们面前了”
弗拉基米尔（VOLODYMYR VOITKO），32岁，居住在乌克兰首都基辅，是一家综合医院的胸部肿瘤外科医生。弗拉基米尔留着络腮胡子，脸上常保持着医生特有的镇定笑容。过去多年的职业生涯里，他的大部分时间被手术、放化疗排满，日常管理着250多个患者。冲突发生后，弗拉基米尔搬进了医院居住。然而，医院不远处时常响起的炮火声，让这位竭力保持冷静理性的医生感到日益疲惫。 当我们问：你愿意与我们聊聊当下在发生什么吗？时隔一天，他回复我们：当然，我4个小时后给你打电话。
我很疲惫。中午刚刚做完一位肠外伤病人的手术。她只有29岁，被送来时大出血，大概流失了8升血。医生们先稳住了她的病情，止住出血，然后才做完了手术。女孩很年轻，在这样的时局下，只希望她能慢慢好起来。
我们医院叫做“神显临床医院”，它原本有一个很美好的寓意，但最近这片土地似乎失去了神灵的庇佑。
在基辅，这算是一家比较大的综合医院了，有500多张床位，基本涵盖了所有的专科。别的医院看不了的疑难杂症，就送到我们这儿。
我是一名胸部肿瘤外科的医生，土生土长的基辅人。医院总共有三栋楼，我们科室在外科楼。冲突发生前，这里每天的手术量大概在30~55例左右。
△ 费奥法尼亚临床医院创新心脏外科中心主任德米特里称：弗拉基米尔（右一）是乌克兰最年轻的胸外科主任。
冲突爆发后，没有人能对炮火声、街区上的爆炸视而不见。但在医院里，我们想尽力营造稳定的状态和情绪。不想把慌乱再带到这个地方来。
几乎所有的外科类医生都搬进了医院住。大多数医生把家人送离了基辅，送去了更安全、更和平的地方。
我们外科大夫，基本24小时都在医院里，偶尔会有1~2个小时外出，有时候是去别的医院咨询同行，有时候去市场上买一点东西。我们希望能让医院正常运转，努力维持原貌，把冲突带来的影响降到最低。
救护车，最意料之外的是救护车。
冲突不可避免地蔓延到了平民，有一次，我们的救护车爆炸了――还怎么转送病患？还有什么方法？
在当下的基辅，运送病人唯一的办法就是靠救护车，医院特别依赖这唯一的安全方式。但现在，如果救护车也不安全了，这将非常可怕。
所以，你明白了吗？你知道现在最大的问题是什么了吗？最大的问题就是：患者无法到我们面前了。
当然，我们也缺医疗设备、缺药品，人手不足，但当下，这些都不是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输送患者，转送病人。
当我还是医学生的时候，老师告诉我：
“医院是不可被进攻的，而且永远是安全的。”我们都觉得医生、医院、救护车至少是安全的，因为无论何种灾难，医生都需要救人。
但现在看来并非如此，救护车和医生也会受到威胁――这几乎打破了此前我的认知。当下发生的事，与我们多年来接受的教育完全相违背。我无法接受这件事，一想到，心里就很难过。
我们真的想帮助更多的人。结果，现在因为无法转送，最大的问题成了缺少病人，医生竟然在灾难面前，缺少病人――这听起来不荒谬吗？
我们只能在现有条件下想办法。冲突爆发后，基辅市里医院间的联系多了起来。如果别的医院或者某个地方有需要我们救治的病人，大家会互相联系，把患者送到最近的医院。
也有志愿者在支援药品，虽然，目前看来传输还是很难。
冲突开始前，我们外科每年的接诊量大概在6000人左右，整个医院而言，大约有10万左右的治疗人次。我的病人大部分都是长期管理的是癌症患者，全年需要我手术治疗的患者有600多人。
我很愧疚。作为一名外科医生，冲突爆发之后，我做的手术并不多，集中在了创伤手术。
癌症患者的治疗也受到影响，化疗还能勉强维持，更多其他类型的治疗因为缺乏合适的药而暂停，放疗也只能暂时完成之前那些患者的治疗。我平日里照顾的那些癌症患者，他们只能去国外继续治病。
我现在管理的病人中，老年人占多数，最大的86岁，最小的只有6个月。
抱歉，我需要去看一下病人，我们下次再联系。
当着医生的面，她自己拔了管
在弗拉基米尔所在的费奥法尼亚临床医院里，冲突的爆发，落在每个体身上，衍生出了无数条不同的分界线。 分界线前，医生每天上班、下班、回家；分界线后，医生搬进医院。分界线前，患者不安却充满期盼，等待治疗；分界线后，患者为一场可能永远无法达成的手术，而日渐绝望。 医院本就是一个充满特殊情绪的场域，在疾病面前，人的情绪更敏感，也更易感到彷徨、不安、焦躁。冲突发生后，院墙外的炮火声，暗暗把这些负面的情绪推高，勇气也在看不见的地方消弭。 但在费奥法尼亚临床医院里，人们试图维系这个群体的脆弱情绪平衡，刻意隐藏这些心底的坏情绪。每个人在各自吞咽心底的苦难。直到弗拉基米尔告诉我们，一位60岁的女士自己拔了管……
灾难会把人拖入绝境，也会成为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分水岭。
年初，医院接诊了一位60岁的女性。她此前感染了重型新冠肺炎，又进一步引发了急性呼吸窘迫综合征。从别的医院转过来时，肺部已完全纤维化。
对于新冠感染者而言，只有极少数人，会出现不可逆的肺纤维化，继而危及生命，她不幸是其中一个。
转到费奥法尼亚临床医院前，她接受了两个月的输氧治疗，但没能挽救她的肺。到后来，输氧治疗的效果也不太好了，同行们找到我们医院帮忙。
我看过很多肺部，也做过很多肺部手术，但是她的肺部情况太糟了，几乎完全没法使用，只能有做肺移植这一条路，才能保住性命。
在等到合适的肺移植供体前，我们需要通过股动脉和静脉的插管后，开始使用ECMO给她提供持续的体外呼吸。
连接了ECMO后，她的状态一度逐渐好了起来，这让我们好几个科室的医生都很振奋。移除了尿管后，她的意识逐渐清醒起来，偶尔还能勉强站起来走一走。真的让人激动。
在50天的ECMO中，一切都很稳定，各项测试指标也很好。我们把她列入了肺移植等待名单中的最高优先级“1A”的序列之中。
两个月，每个人都提着一口气，就希望把她治好。她自己也很积极、很乐观，尽力配合医生的所有治疗方案。
突然，冲突开始了，所有计划都被打乱，坏消息也再没停过。
氧气，没有氧气。先是因为运输困难，很多医院的氧气储备都在快速耗尽，卡车没办法把氧气从工厂运送到医院。
紧接着，是轰炸，一轮轮的轰炸，我们医院自己的制氧机也被毁掉了。
但她需要氧气。我们只能同时连接两个快用光的氧气罐，为她集中供氧。
这位满头白发的女士的意识，始终非常清醒。连续的轰炸声，又怎么能瞒过她？她每天目睹外面轰炸的场景，听着隆隆的炮声，不管是完成肺移植的希望，还是氧气供给的希望，都在一点点变淡，直至虚无缥缈。
终于在一天，在她听到的人生中最后一次警报声后，她主动拔掉了自己股动脉和静脉的插管。然后跟医生说：“我不想再看到、再经受这么多了。”
昏迷前，她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我是故意这么做的。”
我们努力救了两个月的患者，最终在医院里选择自杀，离开了自己的丈夫，离开了正怀着孕的女儿。我没有去跟她的家属见面，不敢想家属又会经受些什么。
经历着这件不幸的事，同事们的沮丧无法消化。有医生愤怒地质问：谁来负这个责任？
是的，谁来负这个责任？
手术中，子弹击中了她身边的一扇窗户
莱西娅・莱西西亚（LESIA LYSYTSIA）是基辅市OKHMATDYT儿童医院的眼科医生。冲突爆发第二天，她与同为医生的丈夫带着两个女儿（2岁和5岁）搬进了医院。尽管在同一家医院，莱西西亚每天与孩子见面的时间只有1小时。她无法向孩子解释现在发生了什么，也无法告诉她们究竟什么时候可以去公园玩耍。莱西西亚必须离开孩子们所在的地下室，到地面上做手术。一次，子弹击中了她身边的一扇窗户，玻璃碎了一地。她每天需要服用镇静药物才能睡着。因为冲突，这家乌克兰最大的儿童医院被迫将患者人数从600人减少到200人，并不断向境外转移患者。莱西西亚颧骨很高，有一头浅棕色的长发。她FACEBOOK主页的封面照片上，有一座盘旋上升的螺旋形楼梯，通向一扇蔚蓝色的圆形天窗。天窗像一颗眼睛，俯视着众生。
我和丈夫尽力在混乱中找回日常秩序，像从前一样按时起床、洗漱、吃早餐，然后开启一天的诊疗工作：联系患者、上传病例、做手术，晚上到地下室陪孩子们玩。
△ 医生和她的两个女儿。
我们尽可能不去阅读新闻，却又忍不住想知道正在发生的一切。
我们本打算一直留在医院帮助患者，但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份坚定有些动摇了。如果事态更加严峻，我们就必须要考虑撤退到欧洲的计划。
9天来，我们一直待在医院。通往医院的多条道路被毁，现在只有保安和志愿者们帮忙接送患者、运输医疗物资和食品。为了保密，我不能告诉你保安和志愿者的数量。
常规手术早已暂停。我们只能挑选更紧急的患者做手术，医院每天大概能做40多台手术。之前哈尔科夫有几位患者和我预约了手术，但他们无法前来。如果两星期内，这些孩子不去就医，之后很可能需要移植眼球了。
目前，重症监护室已经搬到了地下室，地面一层设置了紧急创伤病房和手术室。轻症患者被送到乌克兰西部，甚至更远的波兰、意大利、德国和法国。
地下室是最安全的地方，轻症患者呆在那里，我的两个女儿也在那里。志愿者们轮流值班看孩子，带他们做游戏、上课，仿佛与地面是两个世界。
志愿者们带来很多糖果。我和丈夫之前不允许孩子们吃太多糖，但现在只能破例，有一天，她们甚至吃了麦当劳。
两天前，一阵恐慌突然降临。我止不住地幻想我们和孩子的未来，我想过带着她们逃跑，甚至干脆一家人服毒自尽，一死了之，不要再过这种生活了。
睡眠变得支离破碎。我必须服用镇静药物才能睡够5个小时，勉强撑起第二天的工作。
我的大脑无法停止思考，因为不知道下一颗炸弹会在什么时候爆破。我们每天都在与无法预料的事情战斗，我们感到自豪，也感到挫败，更多的则是疲倦，不知道这样的日子何时才是尽头。
瓦伦蒂娜・伊万诺夫娜（ВАЛЕНТИНА ИВАНОВНА）是一位60多岁的老太太，2020年，她曾前往中国，在兰州大学担任乌克兰语外教。她居住在阿赫特尔卡市郊，这座城市位于乌克兰东北部边境的苏梅州。2月25日起，阿赫特尔卡市多次遭到炮击。她的妇产科医院院长朋友，2个月前刚刚生下自己的儿子，现在正在医院为更多产妇手术。瓦伦蒂娜用微信发来一段当地热电厂被轰炸的视频，工厂上方浓烟滚滚，遮蔽半个天空，冬季的城市里没有了暖气。在短暂的文字交流后，瓦伦蒂娜手机的电量耗尽，随后便与我们失去了联系。
每天醒来，我都在想：也许这一切都是在做梦吧，这一切怎么可能发生呢？
苏梅州被围困了。我站在门槛上，听到了枪声，附近的军事基地被真空炸弹轰炸，这是日内瓦公约所禁止的。
所有人都想保卫自己的土地不受侵犯。我的丈夫、我的邻居，苏梅州的每个人都在寻找袋子，我们把沙子倒进麻袋里，装进汽车，送到街垒上设置路障。
白天，我感到无比焦虑，努力找事做让自己忙起来。我一遍又一遍地擦拭家具，尽管它们早已经被擦拭过了无数次，然后不停地打电话问朋友：你怎么样？还活着吗？
防空警报一鸣响，我们就再次跑进地下室，我们暂时还有食物，但由于城市被包围，东西运不进来，不确定能坚持多久。
最重要的是，我整天都想着如何能到城市的另一头去看我心爱的孙女，给她们带点好吃的。她们分别是6岁和9岁。
我的朋友奥尔加・维克托罗芙娜・奇瓦，是苏梅市一家妇产医院的院长。在这家医院，即将分娩的妇女们坐在地下室，她们害怕没有汽车将自己带走。
有些婴儿出生时就有异常，他们需要重症监护床。这是一种玻璃罩下的婴儿床，带有调节呼吸、血液循环和维持身体机能的系统，但这种设备很难搬到地下室去。
我的这位院长朋友，2个月前刚生下自己的儿子，她没有时间休息，还有很多产妇在等着她。她现在一直呆在医院，昼夜不分、一场又一场地为产妇们手术。药店里治疗心脏、高血压等药品都很紧俏，只能祈祷不要意外发生。
在最初与乌克兰获得联系时，由于语言障碍，我们联系了一些乌克兰当地人，希望能帮忙联络和协助访谈，并受到很多乌克兰人的帮助。 鲁斯兰是个二十多岁的年轻人，曾在基辅一家中国央企工作，冲突开始后，一批批的市民撤出基辅，他留基辅。鲁斯兰会说乌英双语，当我们提出诉求，希望了解基辅一些医院、诊所，甚至药店当下的情况，鲁斯兰说：“我一定尽力帮助。” 最近一周，我们几乎每天都能收到鲁斯兰在基辅各处的采访。虽是只言片语，但透过他的眼睛，我们才能捕捉到这些基辅当下医疗状况的细节。
我今天访问了基辅一家小医院的助理外科医生，她向我讲述了很多医院里的状况。
这家位于基辅市中心的小医院里，医生们正在腾出床位，等待接诊大量的伤员。医院里时常停电，药品和无菌材料的库存稀少。
医院里只能开展紧急手术，接诊的主要是感染新冠病情严重的患者，以及需要氧气的患者，医院里已没有能力去接受中等程度手术的患者。做了小手术的患者，医生们只能让他们在医院待几个小时，住院也不会超过2天。
基辅市里的药房，仍在开门，但当然药品供应中断了，在冲突的第一天，很多人都惊慌失措地冲向药房。
许多糖尿病患者在挣扎，希望志愿者能帮助寻找胰岛素。很多药品都没有，主要是糖尿病、心脏病、残疾人和癌症患者。志愿者们在乌克兰各地和境外，在努力地采购，希望能把药送到需要的人手中。
在乌克兰的阿克提卡市的诊所里，由于周围冲突不断，医生们在医院里睡了两个星期。严重的炸弹袭击和枪击事件，最终让所有药店都不再工作。
所有的新冠感染患者都回了家。幸好，诊所得以幸存，医生们在轰炸和叫喊声中再次冒着生命危险提供了必要的药品和食物。
我来告诉你真相：当冲突开始的时候，每个人都忘记了新冠肺炎的存在。当导弹轰炸城市时，人群中本在肆虐的病毒，就被搁置了。
3月7日，莱西娅・莱西西亚 在FACEBOOK上发布了一篇文章：
那个导游喊道：“我向你们保证！我会带着所有人到达那里（安全的地方）。”
那个带着孩子的女人，把最后半杯水给了一位老人。
那个从交战区来的记者，在她的家被导弹摧毁前，每天24小时地工作。
那个在战火中穿越城市的志愿者，把墙凿开救出了一个人的猫。
那个收容所里的医生：“你是一个好女孩，现在你有一个男孩了！”
当那辆公交车载走了他的家人，而他被留在利沃夫的火车站，那个人哭了。
那个小男孩的父母在房子里接待了那些流离失所的人，“让他们安静地玩吧，他们都是从战火中逃出来的人，他们想休息。”
那个在防空洞里放弃了床位的女人，因为："我还能坐一会儿"。
那个人在屋内聊天时写道：把我房间的门砸开吧，在阳台那里还有一袋土豆，大家把它们拿走吧。
那个在家烤面包并把它们分给邻居的人。
那些为他人建造防空洞时满手是血，却没有时间疏散的人。
那些人拥抱从其他城市来的逃亡者，只是想让他们享受片刻安宁。
那些悲伤、但为了能让其他人能坚持下去而不在拥挤的火车上哭泣的人。
那个写了如何临时制造垫子，以及在公寓里藏身攻略的人。
那些待在药店和商店里的人。
那些在没有售货员时还坚持把钱留在冰箱里的人。
还有在哈尔科夫地下室的母亲：我们一切都很好，你不要担心，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