慢性肾脏病（CKD）已经逐渐成为了危害全球公共健康的重大问题。虽然，我国只有1%的CKD患者会最终进展为终末期肾脏病（ESKD）但是，这一人群每年以12~15万的数字增长 。因此，肾病科医师和研究者应携手共同探讨慢性肾脏病（CKD）的诊疗，延缓疾病进展。
2月24-27日，2022年世界肾脏病大会（WCN）在马来西亚首都吉隆坡举行。在“东亚CKD进展报告”专题会上，广东省人民医院院长、肾内科主任余学清教授以“CKD创新管理与研究”为题作精彩报告，介绍了应该如何开展CKD研究。余教授认为，研究方面应着重于致病机制、功能改变、结构改变以及临床结局，而研究方法要拥抱新兴研究方法，如大数据、机器学习以及真实世界研究 。
余学清教授指出，目前CKD之所以成为全球性的健康问题，其关键性问题有4点：
虽然，全球CKD和ESKD患病率几乎都在增加，但是，不同国家的ESKD患者其病因却有所不同。根据2014年的报告，欧美大部分ESKD患者的病因是糖尿病与高血压，而在中国则是肾小球肾炎，糖尿病/糖尿病肾病排名第二。随着全球肥胖、糖尿病和高血压患病率的提高，CKD的患病率也会升高。
CKD研究应关注在哪些方面，使用哪些方法呢？余教授以GWAS为例阐述了CKD的研究方向与方法。
在中国，肾小球疾病的主要病因为免疫球蛋白A（IGA）肾病，约占肾小球肾病肾活检病例的45%~54%。因此，对IGA肾病进行技术和管理创新就显得十分重要。
IGA肾病的致病因素很多，包括遗传因素、饮食因素、微生物因素以及感染因素。这些因素共同导致了异常免疫反应，最终导致了IGA肾病。目前的简化理论认为“四重打击”学说可较为清楚地解释IGA肾病的发病机制。
那么这一系列的发现如何运用于临床呢？首先，易感基因位点与IGA肾病表型相关，这将有利于临床诊断。此外，上述研究给IGA肾病高危人群的筛查提出了宝贵的参考依据。此外，研究发现，对于高危人群的提前干预和跟踪，可以延长患者肾脏生存期限，这意味着通过基因筛查，可以确立IGA肾病高危人群，并进行三级预防。
以GWAS研究为例，在开展肾脏病研究时应专注4方面，分别为致病机制、功能改变、结构改变和临床结局。如GWAS的研究方向为致病机制（遗传因素）；而功能改变包括估算肾小球滤过率（EGFR）的改变和蛋白尿水平，结构改变包括肾脏病理结构的变化，临床结局包括EGFR斜率、ESKD等。
在研究方法方面，真实世界研究（RWS）、CKD管理和数字化研究是未来研究的重点。数字化研究是指以大数据和机器学习为基础，人工智能（AI）指导临床研究。在未来，不论是回顾性研究还是前瞻性研究，都应利用大数据和机器学习，力求产生高质量的研究结果。余学清教授认为，研究人员应主动拥抱、学习大数据和机器学习（图1）。
生物标志物、遗传数据库、临床数据、文献知识库以及云存储技术是RWS的基础。RWS不仅可以研究各类新型干预方法以及可及性，还可以进行医学经济学相关研究，更重要的是相比于随机对照试验，RWS更贴近临床实际。由此，RWS是随机对照试验的重要补充（图2）。更为重要的是，与随机对照试验相比，RWS的数据来源更广，包括医疗机构、实际临床治疗数据、既往研究、前瞻性研究或已注册的研究、体检报告、医疗保险数据甚至社交媒体（微信或其他APP）数据。
最后，余学清教授呼吁，公共卫生工作者、肾内科和全科医师一定要意识到三级预防的重要性。三级预防包括：一级预防，即预防高风险人群（如高血压、糖尿病患者）罹患CKD；二级预防，即采用生活方式和药物的干预，尽量缓解CKD的进展；三级预防，使用各种手段，延缓肾衰以及预防出现心血管事件。此外，还应注意零级预防，即预防人群出现CKD风险因素（如高血压、糖尿病）。
毫无疑问，只有研究人员和临床工作者共同努力，人类才能更好地认识疾病并开发有效且经济的干预方法。因此，临床工作者与研究人员应团结一致、深度合作，共同提高CKD的诊疗水平。只有这样，CKD患者的预后和生活质量才会有较大改善。